《中国金融》|巴曙松等:迈向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的政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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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为此,本刊开设“聚焦‘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专栏,约请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领导和业内专家,结合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解读,总结“十三五”金融发展成就,对“十四五”和2035年金融发展进行展望。

作者|巴曙松  王一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协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24期

中国即将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期,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确立了创新在中国未来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位置,这不仅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更是在百年未有之全球大变局下对国际经济趋势的把握。

“新动能”与“新优势”: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逻辑趋势

科技创新应当成为未来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新动能”

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看,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基本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和资本投入的贡献同步波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TFP增速突降至2.81%且持续低于3%,全球TFP这一时期的下滑也呈现类似趋势。而2012年后,随着TFP增速落至1%以下,资本和劳动力贡献水平又略有下降,中国经济在这样的转型中逐步进入新常态,随着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和财政刺激政策的充分运用,经济开始展现出明显的收敛特征。

在“十四五”到2035年这一新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出现明显变化,使创新的重要性凸显,具体来讲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新经济正在替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其发展更为依赖创新。从产业结构发展趋势上讲,中国的第二产业占比在2015年之前多年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而从2015年至今,这一比例下降至40%左右并维持稳定。同时第三产业占比一路上升,从2015年开始超过50%之后,第二、第三产业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从资本投入来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从2016年达到峰值80.6%后开始回落,结束了持续18年的上涨,表明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开始下降;同时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近几年呈现贡献率约为3%的增长。“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处于动力切换期,产业结构重心将全面转向新经济。当前新经济尽管从体量上占比不大,但增长迅速,需要通过创新来逐渐替代传统产业,支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第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发挥人力资本潜能和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创新。中国从2011年出现刘易斯拐点,适龄劳动人口占比从74.5%降至2019年的70.6%,总量已降至9亿人以下,有效劳动力增速也下降至1.2%左右。从“十四五”时期开始,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都要面临人口红利衰减的局面,这使得经济增长必须从原来以人口红利增长为导向转向以发挥人力资本潜能为导向。创新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技术进步既可以显著提升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也可以以创新方式推进智能化数字化,使人们能从事更多创造性活动,激发劳动力潜能。

人口老龄化也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增长数于2019年首次超过了60~64岁老龄人口增长数,老年抚养比也于2020年超过20%,人们对“未富先老”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本质上讲,老龄化是否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最终取决于能否创造足够多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和足够完善的保障体系。创新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有突出作用。一方面,老龄化产生新市场需求,老龄化为健康医疗、智能服务等新经济行业和相关创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老龄化产生新生产方式需求,为应对老龄化,未来生产方式需要更多地向非体力劳动型岗位倾斜,这其中必然需要大量新技术产品的使用。同时,老年人的经验更丰富,在服务业占据主导的产业结构下,工作岗位对体能的要求下降,对经验的要求上升,这种产业结构为老年人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巨大空间。

第三,疫情冲击客观上为新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倒逼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从统计数据观察,疫情影响下消费短期内受到冲击,但长期内会使人们调整消费方式和行为习惯,例如从线下转向线上。在生产方式上,疫情客观上加速了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线经济”中远程办公和在线教育异常活跃,增速很快。此外,各地加速推进医疗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促使“互联网+医疗”高速发展。可以说,疫情短期对经济造成冲击,但同时也有助于打破既有产业格局,为新经济创造宝贵的生存发展空间,相当于在客观上倒逼经济实现动能转换。“十四五”期间,面对处理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与动能转换,积极促进创新不失为一个顺应发展需求合乎逻辑的选择。

总之,“十四五”时期中国正处于原有增长路径收敛,需要迈向更高水平和质量的新增长路径的重要转型期。随着经济发展旧动能减弱,推动经济新旧动力转换和转型已经成为了下一阶段的重点。应对这些挑战都要靠创新带来的新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建设的重心也需要从过去四十年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带动增长,转轨到通过科技创新带动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的方向上来。

科技创新有助于当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重新布局过程中形成“新优势”

首先,在局部逆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当前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正在经历深刻重构。从趋势看主要发生在四个方面:一是关键行业回归本土;二是区域合作深化;三是分散化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四是跨国企业布局强调贴近客户和市场生产,内需市场在吸引供应链布局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等逐渐从中国流出,转移到越南等国,这一趋势从2013年已经出现,因中美经贸摩擦表现得更明显。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进口减少约900亿美元,而对越南等低成本国家进口增幅超300亿美元,对墨西哥进口增加130亿美元。同时中国和越南等国已经呈现出较为紧密稳定的分工,这些国家已经在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中间品进行加工出口,其在区域内产业链的位置越发像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在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对产业转移起到一定的锚定作用和吸引作用;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抓住当前全球价值链产业链调整的机会,在腾出一部分中低端制造业的同时积极推动创新,推动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中自下而上转变,由成本和劳动力优势国转为技术优势国。

其次,目前全球和中国正处于新旧技术周期的转换阶段,是技术进步的历史机遇期。从技术进步的规律看,真正颠覆性的底层技术创新,一般是刀锋式的,具有技术突变特征;而同时又往往是基于充分的技术准备和各类创新业态模式的长期酝酿的。当前技术发展周期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从行业特征看处于旧技术的周期末尾和新技术的周期导入前夕,也就是一个新旧技术周期的转换阶段。一方面,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飞速发展为创新的自我迭代做好了较充分的技术准备;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催生了众多新兴业态模式,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行业都需要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来保障其大幅扩展应用场景,可以说新一代技术革新已经呼之欲出。技术周期更替是产生刀锋式技术进步的绝佳历史机遇期,各国都试图争夺新技术周期导入的话语权。中国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2019年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23%,比2000年的1%增长了一倍多。

最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运行范式的根本变化要求中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各国对于科技、产业链和贸易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特别是疫情冲击下,重要物资及其背后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引发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各国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范畴也进一步扩围,从原有的高新技术扩大到国家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和药品等。“十四五”时期开始,中国将面临新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将更多考虑纳入新规则,全球将进入风险频发的高度不确定性时代。在此过程中,科技行业会日益融入国家安全的考量,这成为未来增长主动权的关键。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下,高新科技和自主研发将成为中国应对风险、加强自我防御、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手段,也将是争取未来增长制高点的核心工具。

总的来说,当前整个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新旧技术周期性转换,同时疫情的冲击也给国内经济系统和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了一系列长远意义上的变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需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塑造新的比较优势,由模仿引进为主的新兴市场逐步成长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型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需要顶层设计和市场活力的有机配合

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决定了顶层设计和市场活力有机结合的重要性

创新活动的特点决定了首先需要活跃的市场机制,同时也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匹配创新的内在规律。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更是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在依靠市场体系充分动员资源的同时,也需要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的联合推动。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NASA在2021年的预算达252.46亿美元,这些政府投入通过政企合作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大量经费,是美国通过国家力量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NASA的商业航天政策通过与市场合作极大地提升了资金效率。SpaceX等新兴公司的诞生迅速大幅度降低了相关成本。

中国创新活动需要提升市场价值,并通过远景规划创造支持创新的生态环境

中国在专利数量上于2016年就已超越美国、英国等国家,但同时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的逆差也于2018年达到了302亿美元,与美国超800亿美元的顺差形成鲜明对比。

当前中国专利的特点是:数量高,质量低;申请数高,通过率低;设计和实用型专利占比高,发明专利、核心专利占比低;专利撤回率高,市场价值低。例如,在发明专利的申请占比上,美国这一数字长期超过90%、日本为82.92%、德国为80.5%,而中国仅为35.53%;从授权来看,中国专利授权中发明专利占比更是始终没有超过20%。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客观上讲,中国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有不少产业并不处于全球技术前沿,通过技术引进实现效率提升的成本要远低于自主研发,这使得国内的创新多集中于应用性的次生创新;其次,中国的基础科学发展水平有待强化,创新的发展基础相对薄弱;最后,中国的创新激励政策基本上都考查专利数量,总体上衡量创新活动的指标体系不够丰富。

总之,在未来一个发展时期内,中国不仅需要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积极提升专利的市场价值,更需要注重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形成促进创新的生态环境,在市场力量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升实质性创新的质量,改善创新的结构。

以金融创新促进技术创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作用

技术创新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活动中应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创新活动高风险、长久期的特点天然和传统银行的风控模式不匹配,必须依赖资本市场支持;第二,资本市场中的股权投资机构组织灵活、专业化强,可以更顺畅地为创新活动导入金融资源;第三,股权投资者会积极进行主动监控和投后管理,有效提升创新质量并降低风险;第四,资本市场投资者众多,金融工具丰富,可以更好地对接创业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和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总之,创新活动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全方位支持,其中资本市场的作用应当被充分挖掘和释放出来,以更好地匹配创新活动的特点。

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促进技术创新需要更加灵活、适合新经济行业特征的资本市场

在新旧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时期,资本市场的灵活性和多层次性是创新融资的先决条件之一。据统计,近年来90%左右的美国生物科技上市公司上市前12个月没有盈利,这些企业有60%~80%的资本开支在研发环节,而这一阶段通常是不可能有盈利或现金流的。等到这些企业真的满足上市标准的时候,上市融资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因此,针对创新型企业应当更灵活,更符合新经济行业的独特运行特征。香港在生物科技企业领域的上市改革,就是一个积极的探索。

在市场层面,促进技术创新需要更丰富的资本市场参与主体和更活跃的金融工具创新

在新经济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更丰富的市场参与主体和活跃的金融工具创新可以有效平滑创新型公司的融资曲线,帮助创新型企业乃至整个创业市场防范和降低风险。比如,美国十分成功的硅谷银行模式,即风险贷款(Venture Lending,VL)机构采用债股混合的模式,既防止股份稀释,又满足企业小额紧急的融资需求,备受青睐,美国75%由VC/PE支持的创业企业都接受过VL的注资,前20大独角兽企业有VL注资的达18家。

当前,香港推出了面向新经济的上市制度改革,中国内地也积极推出科创板,这些都是制度层面针对资本市场服务创新融资的积极改革尝试。不过,无论从融资总量还是结果看,中国直接融资比重总体还很低,银行体系依然是金融的主导力量。在新发展时期,从促进创新角度观察,中国必须着力全面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水平和开放程度,才能更好地动员金融资源支持技术创新,支持中国创新能力逐步迈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既是基于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以创新为抓手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和金融体系改革的良好契机。

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动荡变革期,中国经济也在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新旧动力的转换,“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和创新型国家目标,既是中国未来一个发展阶段的内在需要,也是把握创新活动规律的重要战略布局,更是在未来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中国在未来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否可以成功实现“迈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远景目标,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十四五”为起点,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不仅要在总体上秉承创新驱动战略,支持创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促进顶层设计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逐步推动中国从专利数量大国到创新强国的转变,最终实现迈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远景目标。■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71790591)、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71825002)和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BJJWZYJH01201910003014)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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